中新网北京11月23日电(记者 上官云)对作家杨志军来说，最近3个月过得有些忙碌。茅盾文学奖揭晓，他的小说《雪山大地》榜上有名，数不清的采访、祝贺就此纷至沓来。

　　在一些人看来，某些应酬式聚会上的杨志军，显得有点木讷；在另外一些人眼中，他却诚恳又健谈，兴致勃勃地采风、积累素材。这种性格转换的密码，就是文学创作。

　　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，杨志军非常坦率地肯定了写作对自己的积极影响：“在写作中，我才能获得快乐。当内心的想法得到表达，通过文字得以延伸，我才会觉得幸福。”

　　《雪山大地》与杨志军的故乡青海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在青海，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时光，此处的一草一木，热情待客的牧民，都成为他烙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　　“我最初的一些作品，都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比如《大湖断裂》《环湖崩溃》等等。”杨志军一直想回报那片土地，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努力，最终写出了《雪山大地》。

　　这部作品完成后，他紧绷的情绪慢慢放松下来，“情感是写作的动力，好与不好，我至少给了那段生活一个交代，也对自己有个交代，短时间内不用再有所牵挂。”

　　对杨志军来说，《雪山大地》能获得茅盾文学奖，意味着一种“认可”，也是一种鼓励，“写作是让我舒适的领域，让我能够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自己，面对生活。”

　　如果说写作是漫长的旅途，那杨志军还在往前走，观察生活、体验生活，努力成为写作的“在场者”。

　　一次水到渠成的书写

　　动笔写作《雪山大地》的原因不算复杂。在杨志军的文学世界里，作品的积淀一靠生活、二靠情感、三靠对生活的过滤，也就是理性思维。这些准备，过去一直都有。

　　“我的母亲是医生。小时候，一些藏民会来我们家看病，基本都是我父亲下乡时的房东，或者房东的亲戚。藏族人非常讲礼貌，每次来都带一点礼物。”杨志军回忆道。

　　这些礼物往往是一些吃食，比如酥油糌粑青稞炒面，现在很常见。不过杨志军说，在过去生活困难的时候，这已经是藏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。

　　在他眼中，青藏高原上民族之间的这种融合，互相的扶持，是永存的日常生活现象。把这种水乳交融的感觉写出来，应该会是一部不错的作品。后来，就写出了《雪山大地》。

　　小说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，讲述了以“父亲母亲”为代表的三代建设者的故事，人与自然、人与动物、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。

　　在《雪山大地》中，除了宏大叙事外，人性中的善与美、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人们的喜怒哀乐，也都是他的写作对象。对杨志军而言，这是一次水到渠成的书写。

　　从记者到作家

　　杨志军出生在青海，二十来岁时，去陕西富县当兵，按规定要去支农。他在一个生产队蹲点，每天吃“派饭”，一家一家的轮班。

　　有一次正坐在炕上等着吃饭，杨志军无意中看到一本破破烂烂的书，前后封皮都掉光了。他随手拿起来翻了翻，发现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作品集，里边还有《小二黑结婚》。

　　“我一看，这写的都是农村生活。我在农村也天天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看，能不能写小说？”杨志军开始想写东西，希望能成为一名作家。

　　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。后来，他进入青海日报社，被派到海北藏族自治州记者站，成为常驻记者。彼时，那里的生活完全是牧区化的，采访不是坐汽车，而是骑马。

　　有时候没有路，他就骑着马慢悠悠地走，草原似乎一眼望不到头，不知道走多远才会有人家。遇到牧民的帐篷，就停下来住一晚，问问他们的生产生活，积攒稿件素材。

　　“或许是太久没有见到外面的人，牧民们对我很热情，管吃管住。住一段时间后熟悉了，临别时会很自然地行贴面礼或碰头礼。”这种融洽的关系，每次都让他心里生出一股暖意。

　　那时草原上地广人稀，从一户人家到另外一户人家，可能要走很久。杨志军有时候会想，或许这也是草原上人们喜欢聚会的原因，因为日常生活委实有些孤单。

　　他很喜欢小动物，养过被遗弃的斑头雁、黄嘴鸦，还有草原上的鼠兔。那些带有情感温度的记忆，与辽阔的草原、蓝天白云融为一体，为杨志军此后的写作打下了足够坚实的基础。

　　作家亦是见证者

　　工作中的一次经历，让杨志军加快了在写作之旅上的步伐。

　　“当时有36个农民在青海湖打鱼，不慎遇险，后来气温骤降冻住浮冰，他们被政府派去的救援队给救上来了。”作为记者，杨志军被派往前方采访，几乎目睹了整个救援过程。

　　新闻稿写完发表了，但杨志军觉得还有很多内容都可以写出来，包括遇险者在冰面上的心理、艰难的营救过程、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。这些思考，被他放进了中篇小说《大湖断裂》之中。

　　从此之后，他仿佛越写越顺手，逐渐写出了“荒原系列七卷本”，纪实文学《无人部落》《亡命行迹》，以及包括《藏獒》三部曲在内的多部藏地主题小说等等，构建起自己的文学世界。

　　有赖于做记者时养成的习惯，杨志军会将灵感随时记录下来，有时候很零碎的关键词，有时候是一个简单的情节或者人物表情。

　　写完一段文稿后，他还要朗读一遍，如果读得很顺利，就意味着语言没有太大问题，“如果有这么一段内容能让我读得十分流畅，不用修改，我就觉得特别骄傲。”

　　尽管后来离开了青海，但他对那里没有任何生疏感，而且如无意外，每年都要回去待一段时间，长则半年，少则一两个月，探亲，四处走走看看。

　　“很多新的东西不断出现，获取素材是一方面，情感的延续是另一个方面。尤其是对写作来说，作家是见证者，成为在场者是件很幸运的事，也是必须的。”他说。

　　文学没有止境

　　对待文学，杨志军向来足够重视，许多会议能推就推，多腾出一点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时间。他更享受独处的过程，以至于给别人留下了“木讷”的印象。

　　那些应酬式的会议上，过分热闹的场合有时会让他觉得无所适从，“我极少上网，不爱发朋友圈，对别人谈论的话题或者网络语言很陌生，也不感兴趣。”

　　每当此时，他往往接不上话，只能选择沉默。在一些喧闹的饭局上，他甚至想不出一些惯常的客套话，不会说祝酒词，显得尴尬而又孤独。而写作，却是一个让他觉得舒适的场域。

　　所以，去往青藏高原采风，面对想要了解的生活和人物时，他又会变成另外一个人，热情健谈，遇事一定要搞清楚前因后果，“我得把自己放得很低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在低处流。”

　　他不在乎别人给自己贴标签，也不会过多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。“也曾经有人提出批评，说我的作品很糟糕。没关系，我写好下一部，用好的作品作出回答就行了。”

　　对杨志军而言，获得茅盾文学奖意味着一种认可，“文学无止境。我是一个终身都在学习写作的人，仰望高峰，不断攀登。拿了奖，能让我走得更稳健、更自信一些。”

　　每个人对快乐的定义不尽相同。只要写作，杨志军的幸福感会油然而生，“既然写作是我追求快乐的一种方式，那必然会陪着我一直走下去。”(完)